“复工困境”:地方党委政府抗疫的博弈模型 – manbetx体育 | manbetx体育

叶胜舟:面临上级严厉问责与民众巨大恐慌的双向夹击,地方党委政府实现利益最大化的选项肯定是防控、复工措施从严。

近期,中国最高层救经济非常迫切,频繁动员催促复工复产。2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强调“要建立与疫情防控相适应的经济社会运行秩序,有序推动复工复产。”同日,国务院直接印发《企事业单位复工复产疫情防控措施指南》,22日公布全文十六条。2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干脆在全国所有县团级单位设分会场,17万各级领导干部同时参加,史无前例,一竿子插到底。

除了浙江等少数省,各地各行业复工复产依然困难重重,在“中央-省-地-县-乡镇”五层党委政府中,动力层层递减。2月13日,江西省公告,省内之间全面取消国道、省道、高速公路出入口的检疫点或检测站。2月17日,浙江省公告,除温州以外,立即取消省内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以及农村公路的卡点。

防疫是中国目前的大事、要事,但不能“一刀切”、“一窝蜂”。中央、省级党委政府更多考虑全局、民生和就业,对复工复产、恢复社会秩序更为着急。大部分地级、县级、乡镇的党委政府和园区管委会出发点迥异,对复工复产谨慎迟缓,实际操作更是五花八门。

一线城市的某园区就有个真实案例。一公司现有55人,占地500平方米;公司的HR提交了7次复工申请,至2月17日只批准15人复工,并告知“再也不能加了”;已复工的,要求隔开三米一个人座位,2月17日实地检查,达不到要求的员工都回去。

园区检查人员明确告诉该公司的老板,“最好3月份之前不要来上班了,要么就在家办公。”老板说:“再下去公司也要倒闭了。”检查人员回怼:“倒在你之前的企业多的是。”

分析复工复产困难的原因,大致有四个:一、前期武汉错失两周“黄金防疫期”(1月7日至22日),导致全国疫情扩散,全国心有余悸,民众恐慌心理未根除;二、中央政府自上而下抗疫总动员后,地方官员惯性思维和路径依赖,更怕问责,纷纷比拼升级严厉防控;三、很多劳动力因春节返家,交通、人员流动管制严,返回工作单位困难;四、一二线城市和其他省会城市压力巨大,盼望企业员工、大学生、农民工三拨错峰返程。

全国新冠肺炎疫情已有明显缓和。据国家、各省卫健委的每日疫情通报,2月12日至23日全国新增确诊病例,已从14840例大幅度递降至409例;2月23日,除湖北外的30个省市区新增确诊病例均不足10例,且有24省为0例;即使在疫情重点地区湖北,武汉之外有16个地级市州区,其中15个新增确诊病例不足10例、6个0例。

然而,相当多的地方党委、政府、防疫指挥部及其一把手为什么不及时动态调整严厉的管制措施?为什么他们的局部理性选择,连锁反应带来全省甚至全国的非理性选择?

这种情形符合非零和博弈中典型的“囚徒困境”。首先做出三个假设,实质既是模型约束条件,又是官场现行的、主流的潜规则:

假设1.关于撤职。疫情非常时期,官员必须确保人民健康安全,否则千夫所指,一票否决被撤职或免职。

假设2.关于留职。对官员尤其一把手而言,保住“乌纱帽”(即权力)的重要性(即权重)高于一切。

假设3.关于晋职。官员是理性“政治人”,利益最大化即晋升。有追求“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独特政绩,从而获取晋升筹码的本能冲动。

为叙述方便,本文抽象和简化博弈者为A、B两个,分别指代两个同层级的地方党委政府或其官员。包括但不限于:地级、县级、乡镇党委与政府,或其负责人;地级、县级、乡镇党委与政府所属管理部门,或其负责人。

防疫、复工措施有两个选项:从宽、从严,本地疫情也有两个趋势:失控、可控。在以下的博弈矩阵中,防疫失控的得分均为深蓝色,防疫可控的得分均为橙色;每个括号中的两个数字,第一个是A得分,第二个是B得分。

情形一:A从宽,B从宽。

如果疫情失控,A撤职,得0分;B撤职,得0分。

如果疫情可控,A留职,因经济损失小获得上级肯定,得80分;B留职,因经济损失小获得上级肯定,得80分。但双方得分(即政绩)同步,无区分度,未能因此受益、提升单人的晋升概率。

情形二:A从宽,B从严。

如果疫情失控,A撤职,得0分;B晋职,得100分。

如果疫情可控,A留职,因经济损失小获得上级肯定,得80分;B留职,力保人民健康安全但经济损失大,功过相抵,得60分,疫情平息后如经济奋起直追,也能赶上A的80分。

情形三:A从严,B从宽。

如果疫情失控,A晋职,得100分;B撤职,得0分。

如果疫情可控,A留职,力保人民健康安全但经济损失大,功过相抵,得60分,疫情平息后如经济奋起直追,也能赶上B的80分;B留职,因经济损失小获得上级肯定,得80分。

情形四:A从严,B从严。

如果疫情失控,A留职,因应对有力、有预见获得上级肯定,得80分;B留职,因应对有力、有预见获得上级肯定,得80分。但双方得分(即政绩)同步,无区分度,未能因此受益、提升单人的晋升概率。

如果疫情可控,A留职,力保人民健康安全但经济损失大,功过相抵,得60分;B留职,力保人民健康安全但经济损失大,功过相抵,得60分。但双方得分(即政绩)同步,无区分度,未能因此受益、提升单人的晋升概率。

综上所述,在“复工困境”的博弈模型中,无论A目前防疫、复工措施从宽还是从严,无论下一步本地的疫情失控还是可控,B坚持从严相对于A的四种情形:一种明显占优;两种双方持平;一种略有劣势,但保住职位,并不吃亏。具体而言:

1.从严有100%概率留职,保住“乌纱帽”;如同行也是职位竞争对手A应对失误,导致疫情失控被问责,B还有1 /4概率晋职。

2.从宽有1/2概率撤职。如果撤职后再被纵深追查、彻查,万一牵出以往贪污、受贿等经济问题入狱,身败名裂,更是-100分。

3.经济坏了,“乌纱帽”不会马上掉。从严虽然直接导致本地经济萧条,间接影响本省、全国经济,但企业破产、失业增多短期内不足以对官员职位一票否决。

4.疫情平息后(2020年下半年至2021年),留职的官员还有大把机会刺激拉提经济,获得政绩和晋升。

由此可知,面临上级严厉问责与民众巨大恐慌的双向夹击,地级市及以下党委政府和其所属管理部门实现利益最大化的选项,肯定是防控、复工措施从严,最关键的原因是怕丢“乌纱帽”。

这个判断可从实践中反复印证。2月14日-20日,因防控疫情不力,黑龙江省有5个县级党委政府一把手被省委严厉问责、迅速免职,包括鸡西市恒山区委书记、齐齐哈尔市建华区委书记、伊春市金林区委书记、哈尔滨市香坊区长和五常市长。

另据2月20日三省通报,监狱系统防控不力、疫情扩散,也被严厉问责、迅速免职。因山东任城监狱确诊207例,山东省司法厅厅长,省监狱管理局政委、副局长,任城监狱监狱长、政委、3个副监狱长等8人迅速被山东省委常委会免职,其他问题还没完,由纪委监委跟进调查。因浙江省十里丰监狱确诊34例,监狱政委、监狱长被免职。因湖北省武汉女子监狱确诊230例,监狱长被免职。

山东省委常委会免职8人的决定,有两处打破常规:一、省司法厅厅长依法应由山东省人大常委会任免,通常省委常委会有提议权;二、任城监狱整个班子、5个负责人只是县处级干部,通常由省司法厅党委任免。

官场通行等级森严的“科层制”,打破“复工困境”博弈最务实高效的办法,只能借助中央、省级权威的依法治疫、科学决策,基层官员因此降低撤职的责任风险。

如果上级仍然是“既要、又要、还要、更要”的多重目标导向,地方官员心知肚明、心照不宣,为免问责丢“乌纱帽”,其他权重更低的“三要”都不要,只要边严控边观望,看上级的问责压力有多大,看同级党委政府的调整幅度有多大。

省委、省政府、省级防控指挥部可直接通告或授权省级管理部门,制定全省相关行业规范、专业、清晰、统一的防疫复工指引,主动担当,扛起责任,避免各地不作为、乱作为,政出多门、变相叠加。不必指望一个版本到底,先解决“有与无”问题;借鉴国家卫健委新冠病毒肺炎诊疗方案六个版本仍然试行,不断迭代完善指引,再解决“优与次”问题。

例如,省级商务部门制定企业、商场、批发市场复工指引;省级教育部门制定学校、幼儿园复学指引;省级文旅部门制定旅游恢复和电影院、博物馆等公共场所开放指引;省级交通部门制定运输恢复指引;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制定餐饮行业复工指引;省级农业农村部门制定农业生产、农民合作社复工指引;省级地方金融部门制定金融扶持指引等。各地自由贸易区、高科技园区、工业园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注册企业,往往是本地经济支柱和利税大户,更需重点服务、优先复工、清晰指引。

2月16日,江西省防控指挥部发布第14号令,规定复工复产改为报备制(而非审核制),取消返岗员工提供健康证明,除来自湖北等重疫区人员外,其他地区务工人员一律取消隔离。同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防控指挥部针对公共服务场所、机关事业单位办公场所与商务楼宇、文化娱乐旅游体育场所、旅游景区,分别制定4个疫情防控“十严格”的办法。在省一级如此清晰指引,都是很好的经验与做法,既可在全省迅速贯彻,也值得兄弟省迅速借鉴。

(注:作者为独立评论人,微信公众号:SSWYPL。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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